唐天宝六载的新春如期而至，长安内外张灯结彩，街上采买年货之人络绎不绝，更有那大富巨室竞相攀比，或筑彩楼于院，或挂红灯不熄。皇宫大内则是灯烛彻夜，歌舞频频，衬着外间不绝于耳的声声爆竹，当真令人无不感慨这大唐盛世竟繁华若此，实是叹为观止。
只是此刻瑞王府中，却是一片清冷孤寂。原来自三日前，玄宗加领剑南节度使，官拜兵部右侍郎的瑞王李佑为剑南，岭南二镇行营节度使，全权负责西南针对南诏的战事后，这李佑便撇开了所有酒宴应酬，闭门谢客，只对外宣称，奉今上之命，查究南疆之事。数日之内，除了大内皇帝之宴，其余人等一概不见。也就从这时起，不知是谁起了个头，从此这瑞王便有了战王的所谓美称了。大概意指此人好大喜功，无战不欢吧。
只是这李佑对此却不甚在乎，依旧独自闷在府中，研究战事。略知内情之人只道征讨南诏在即，看来对于南蛮阁罗凤攻破姚州一事，朝廷一直耿耿于怀，这次定是要出兵教训此人了，即使夷平南诏在常人看来也不在话下。
而临近前线的成都府中，更是人心不定，尤其是一众西南富豪们，都是一夜数惊，只因这些人长期牟利于边境，以蜀地丝绸，盐茶等物与南诏国人交换象牙，宝石等在中原可值千金之物。《蜀闻》报更是一日售完，再不似从前那般必有库存。
只是就在人人都猜测瑞王会在何时动手时，只有李佑几个少数知道内情之人，此刻正暗自偷笑不已。原因无他，就在世人皆料唐将攻诏时，李佑正握着一卷诏书，上面赫然印着玄宗的皇帝宝鉴，写的是加李佑为陇右，剑南二道行营节度大使，专责指挥协调二道所属兵马，攻略吐蕃藩属吐谷浑所部水草丰美之地。
其实，唐廷之所以不惜血本，以两道数十万兵马共击区区吐谷浑所部，并非单只为了那大非川的富饶之地，实则乃是图谋进取吐蕃所据高原的前出之所。如若唐廷之计奏效，战争进展顺利，那么从此以后，唐军便能在对敌吐蕃时，摆脱仰攻不利，大增胜算。
而为了准备如此庞大的计划，唐廷先后颁旨调动四镇二都护兵马，从安西到安南，陇右到岭南，各道节度使，都督都护们都接到征兵扩军，加紧操练的训令。由此，“大唐西南的整个战争机器全速开动起来”，这便是日后李佑在回忆录中对此番开战之前的评述。
当然这一切并不能瞒过分布在大唐各地的吐蕃谍探们，从西京长安到东都洛阳，再一路蜿蜒而向西南，最终所有消息被源源不断地汇集到吐蕃国都逻些城中，供其赞普参考决策。而南诏太和城中更是人心惶惶，显然从成都传来的消息更加耸人听闻。再加上剑南唐军从去年年末便进驻姚嶲一线，四万大军据说日夜枕戈待旦，只等一声令下，便朝南诏直扑而来。这等情势，怎不让那些早已过惯平稳日子的南诏贵族们心惊肉跳。
如今，不单是南诏，就是吐蕃也深信唐廷将在近期内对会对自己采取攻势，惟可争论者，只在于唐军主攻方向而已。
而南诏国内，一夕数惊之下，人心愈加不稳。国中臣僚分化为两派，一方主张继续向唐谢罪纳贡，其余则希望能与吐蕃结盟，力抗唐廷。南诏王子阁罗凤因为是挑起唐，诏纷争的首议之人，若非他率军攻破姚州，两国关系也不会糜烂至此。再加上此人在这关键时刻又首鼠两端起来，原本向唐廷上请罪书的是他，现在倡议南诏举国靠向吐蕃的也是他，一时间便是连他父亲南诏王皮逻阁也对其颇有不满。
另一面，南诏拓东节度副使罗日升自率两千残兵退回国中之后，一直出言指责阁罗凤畏敌如鼠，临阵退缩，陷自己族人于绝境而不救。如今碰上那阁罗凤力主结盟吐蕃，而罗日升一族在此之前一直驻军西北，防御吐蕃，与之更是大小不下百战。双方之仇一点不下于长期受制唐廷生出的恨意。因此，罗日升百般思量之下，两害相权取其轻，终究选择了靠向唐廷。于是，南诏国内以这两个堂兄弟为首，为究竟靠向哪一方而争论不止。隐然间便有一言不和，便即出手开打的趋势。
如不是南诏王皮逻阁及其兄，罗日升之父—任职清平官的皮部罗一力周旋，只怕兄弟二人势成水火之下，便有内战之险。
相对于南诏国内的混乱局势，此时吐蕃国上下却是一派波澜不惊之色。
红山宫内阴暗的穹顶下，吐蕃赞普赤德祖赞正无力地半倚在座上，如刀刻般的皱纹在这名昔日的吐蕃大汉脸上写下了岁月的无情。只是垂至额前的苍苍白发并不代表这位老人的真正实力。只要他愿意，不出一月吐蕃就能在各地征召十几万军队，俨然有一方霸主之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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