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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起十几年前为特案组选拔新人时，去某指挥学院第一次见到宁志时的情形。那是1996年初夏的一个深夜，小操场里除了偶尔两声虫鸣，听不到一丝动静，他远远地站在操场边，对操场中央叼着哨子的学院教官点了点头。
尖厉的哨声瞬间将宁静的夜晚撕得粉碎，很快，打好背包的学员们陆续从宿舍楼里冲了出来，不到两分钟就在教官对面整齐地列好了队。尽管离得很远，徐卫东还是感觉到学员们的怨气很大，毕竟不论是谁，在这个时间被人吵醒从被窝里跑到操场上列队都不会有什么好情绪。他低着头朝队伍走去，走得越近，便感到那股怨气越重。直到他与队伍的距离近到学员们能够清晰地辨认出他肩上的肩章时，那股怨气才有所收敛。徐卫东并没有看任何人，至少没有正眼与任何一个学员对视，只是默默地低着头，在队伍的间隙中穿行，凭着自己的阅历，用余光、用耳朵、用鼻子、用感觉评判着他眼前的每个人。站在这些小伙子中间，他显得有些矮，在这些小伙子立正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基本与他的头顶或更高处平行。当他经过一个人面前时，他明显感觉到那人微微垂下了眼皮在看他。他停下脚步微微扭头看了那人一眼，那人并没有像大多数人一样将目光躲开，而是与他对视着，那人正是宁志。他索性抬起头看着宁志的眼睛，足足十秒钟，宁志的目光别说移开，连闪烁都没有。他低下头继续在队伍中穿行，心里已经记下了宁志在队伍中的位置。
之后的选拔是吃力而且费神的，现在的年轻人无论体力还是智力水平已经远远高于过去，他必须循着每个人的档案、领导对他们的印象，以及自己见他们时的感觉所显露出的蛛丝马迹来探察他们的内心世界，毕竟特案组要面对的世界已经很难用绝望或者残酷来形容。他看得出这批学员都很聪明，可是聪明的人往往太自信，自信的人会自负，自负后一定会轻敌，而轻敌就会断送难以估量的生命，这其中就包括他们自己。这也是最让徐卫东头痛的。他连续几天不分昼夜地针对每个初选的学员设计了一组问题，每个问题都预想了他们可能会给出的答案，再根据这些答案继续设计下一个问题。这些问题听上去必须像闲聊，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放松警惕，在轻松的、看似闲聊的过程中，根据他们的反应尽可能地了解他们最真实的内心世界。
这些工作本不是他一个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完成的，但总部人手不够，只给了他极为有限的时间，他只能硬碰硬。在枯燥的档案堆里，徐卫东的耐心渐渐消失殆尽，毕竟工作量过于繁重，就在这时，宁志的档案让他来了兴趣。档案显示，宁志大同级学员两岁，之所以迟了两年，是因为他前两年报名都因为政审没有通过而被打了回去。这一切竟然是因为他的爷爷。档案里说，他的爷爷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定为大资本家和汉奸，随后被送到西北戈壁一个偏得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进行劳动改造，在那里一待就是一辈子，一直到宁志报考这所院校时都没有得到平反。而宁志并没有因政审的阻碍而放弃，一连三年报考，直到第三年，赶上他爷爷被平反并落实政策，他才被录取。至于详情，档案上并没有记录。徐卫东立刻联系总部调取宁志爷爷的详细档案，却只得到一句话：新中国成立前的确是资本家，与日本人的交往实属被迫，但不存在汉奸卖国行为。职业的敏感和多年在隐秘战线工作的经验告诉徐卫东，事情肯定没这么简单。这一下勾起了他对宁志的兴趣，于是把与宁志谈话的时间向前移了一下。
徐卫东知道，之前谈过话的那些候选者在走出这道门后一定会被其他等候谈话的人缠住询问详情，所以每个人进门后，他都保持着与之前相同的动作和节奏。当宁志在门外喊“报告”时，他像对待其他人一样，并没有立刻回应，而是等了几秒钟。其他候选者都会因为屋内没有回应而再次喊“报告”，但宁志没有。时间过去了半分钟，门外还是没有一丝动静，这让徐卫东也有点纳闷——这是什么路子？
又沉默了半分钟，徐卫东对门外轻轻说了声“进”，然后继续低头翻阅着手中的文件。等宁志进来后，徐卫东不等他自报家门，对着办公桌前的椅子努努嘴。宁志会意，走过来坐在他的对面。徐卫东最后扫了眼自己为宁志设计的问题，抬起头问道：“说说你家里的情况。”
这个问题并不是专门为宁志设计的，徐卫东也这么问过其他候选学员。他们都会介绍自己的家庭情况，比如家庭成员、父母的工作、兄弟姐妹等，如果发现他没有将这个问题终止的意思，会再说说亲戚们的情况。谁知宁志看了徐卫东一眼，又看看桌上贴着自己照片的档案，轻轻地说：“你不是都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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