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宗很着急，连夜就叫人报告了顺天府尹，工部尚书曹睿之。

1402年，攻占南京的朱棣正式登基，改年号为永乐，

北平改称北京，作为明朝的陪都，建顺天府。

1409年，北京建立五府六部官制，称为“行在”。

1417年春，开始营建北京都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初一，

明成祖正式宣告国都自南京迁至北京。

所以，明朝管北京的人叫顺天府尹，顺天府是首都的最高地方行政机关，府尹地位特别显赫。

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shi长。

品级为正三品，高出一般的知府二至三级，由尚书、侍郎级大臣兼管。

正三品衙门用铜印，惟顺天府用银印，位同封疆大吏的总督、巡抚。

曹睿之，工部尚书，兼任顺天府尹，天启三年进士，出自太谷曹家，乃是山西晋商八大家之一。

太谷曹家与孔家，世代姻亲，关系贼铁，共同进退。

晋商一般指明清500多年间(公元1368年到公元1912年)的山西商人，

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

晋商八大家最是出名，乔常曹侯渠亢范孔八大家。

即祁县乔家、榆次常家、太谷曹家、介休侯家、祁县渠家、临汾亢家、介休范家和太谷孔家。

在清代，全国排名前16位的大财团都在山西，据史料统计，

仅仅把山西几个县域中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

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的存银还要多，切实称得上“富可敌国”。

晋商的由来，历史久远，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

不同于秦国的老农习性，春秋时期的晋国、战国时期的三晋，

都极为重视商业活动，将商业作为一项重要的强国基础。

早期的山西商人，也是心怀家国天下的，比如汉朝的马邑大商人聂壹，向朝廷进献“马邑之谋”。

像隋唐的商人武士彟，从事木材生意，李渊在太原起兵后，

武氏从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成为唐朝的开国功臣，官至工部尚书，封应国公。

宋朝之后，晋商就开始走上歪路了，宋朝失去中原王朝传统的养马地，

需要从辽国进口大量的战马，而辽国也需要大量中原的手工业品。

山西地处边陲，而且自古就拥有成熟的互市榷场，

因此宋朝就在山西设置了大量的榷场，与辽人进行互市。

山西的商人通过宋辽的互市，获得了丰厚的收入，

但是宋辽之间，时战时和，互市榷场也时常关闭。

山西进行边贸的商人，怎么能看着到嘴的肥肉丢掉了，

于是开始了大量不受官府管辖的走私贸易，由此积累下了大量的财富

晋商的大规模兴起，得益于明朝食盐专卖的“开中法”。

明朝规定，朝廷直接控制着食盐的生产和专卖权。

商贾想要获得食盐的贩卖权，必须凭借“盐引”，

食盐的大规模生产经营在两淮，但是“盐引”却掌握在边地的军队手中。

要求商贾必须将边军需要的大量物资，比如粮草等，输送到边军手中，

换取“盐引”，然后才能在两淮购买食盐进行销售。

这样的制度出来以后，因为边地都集中在北方，运输路途的遥远，

已经边地的凶险，吓退了很多商人。

但是这队伍长期活跃于边地的山西商人完全不是问题，山西就是边地重镇。

山西商人凭借不怕死、不怕苦的精神，投入到为明军提供军事物资的队伍中，

由此获得经验食盐这样的一本万利的生意。

山西商人控制了粮食转运和食盐经营两项大宗贸易，

明朝曾有流传，两淮的盐商十之八九都是山西商人。

山西商人以此为中心，不断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到明朝后期，

山西商人的触角伸到茶叶、纺织业、药材等各行各业。

因为经常为边军运输物资，晋商与边军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因此本该是帝国大门守护者的边军将士，开始为晋商出入边关，

进入蒙古各部和辽东提供了方便之门。

另外，晋商在两淮的势力扩张，使其可以投入大量的资源，

资助读书人通过科举进入明朝朝堂，成为他们走私牟利的保护伞。

终明一朝，有两大边患，一个是东南的倭寇，另一个就是北方的蒙古和后金的侵扰。

这里面都有两大国家内部的势力在支持，一个是东南海商，另一个就是晋商。

努尔哈赤的后金势力兴起之后，从万历到天启，再到崇祯，明朝一直都期望以经济封锁限制后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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