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时皇帝与臣子见面大约分为三类，有朝会、御门听政和召对，朝会属于国家典礼，只是礼仪性质的会面，君臣间并无实际交流。御门听政则类似于今天领导召开的集体办公会议，一群人聚焦在一起讨论问题，拿出方案。

召对则是有工作性质的会见、训示，一般是在偏殿举行，明朝前期，皇帝通常在端门、奉天门、左顺门、文华殿、武英殿接见臣子，明朝中后期，则改成了中左门。

平台一词典出《汉书》，源于梁文帝为梁孝王所建的复道，类似今天的行人天桥，明代三大殿的回廊与其相似，因此也被称为平台。弘治十三年，明孝宗曾经在平台召见内阁大学士刘健、李冬阳、谢迁，渐渐地，平台召见就成了皇帝召见宰执，面对面商讨国家大事的一种常见方式，平台召见的次数也成为称量皇帝勤政与否的标准。因此乾清宫召对也可以认为是明朝平台召对的延续。

平台召对作为一种非正式典礼的召见，因为没有旁人的参与，只有君臣间的奏对，往往更能体现君臣的关系和性格，对于事情的讨论也更加深入。因为平台召对的性质，皇帝对臣子往往是抱有期待的，他希望臣子能畅所欲言，解决实际问题，而臣子对于皇帝这种恩宠也是感恩戴德。

历史上，崇祯皇帝召见袁崇焕，发生于1628年（崇祯元年），时值崇祯皇帝刚刚继位，辽东动荡，后金虎视眈眈，危急情况下，他想起了袁崇焕，认为他是有可能拯救明朝的人，于是便把他召来北京，询问辽东之事。

史载：崇祯元年七月，崇焕入都。

十四日，帝召见平台，咨以方略。

崇焕秘陈之，大称上意。

崇焕因言:“臣受陛下特眷顾，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

帝曰:“复辽，肤不吝封侯赏。卿努力解天下倒悬，卿子孙亦受其福。”

崇焕顿首谢。

帝退，少憩。

顷之，出。

崇焕即奏言:“五年内户部转军铜，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

帝为饬四部臣，如其言。

崇焕又言:“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

帝起立倾听，谕之曰:‘明无疑虑，联自有主持。”赐酒撰而出。

二十四日，赐崇焕尚方剑，假以便宜。

崇焕以前此熊廷弼、孙承宗皆为人排构，不得竟其志，上言:“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择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

帝优诏答之，赐蟒玉、银币，疏辞蟒玉不受。

平台召对之后，崇祯皇帝对袁崇焕的态度逐渐改变，到崇祯二年十月的北京城保卫战时，已经对袁的忠诚产生怀疑，后面更是将袁崇焕以通敌的入狱，而后将其凌迟。崇祯皇帝这一行为也被后人视为自毁长城，17年后明朝灭亡。

崇祯帝是天性刚愎而狐疑、用人必疑，而袁崇焕恰恰是“为人慷慨”、“负胆略”、“以边才自许”，君臣间缺乏互信。崇祯三次召见袁崇焕，袁崇焕担忧的不是自己的策略失效，也不是敌人凶猛，而是担心后方的威胁。他多次强调，“驭边臣与廷臣异味”，“任而勿贰，信而勿疑”，君臣的互不信任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且从君臣召见的细节来看，历史上的崇祯由于年轻气盛，显得性急，五年复辽这种大事，竟然用5天时间就决定了下来，其中还包括协调六部、赏赐尚方剑等事。崇祯不了解袁崇焕此人，也不了解他的复辽方案是什么，所以一上来才“咨以方略”，等袁崇焕解释清楚，崇祯也没深思熟虑，而是急于建功，于是便夸下海口，答应给袁崇焕最大的信任和支持。而崇祯多疑的性格，又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伏笔。

让我们先来用历史的结果，来看一下历史上的“平台召对”。

袁崇焕锐然以五年复辽成功自许，慷慨请兵械、转饷，凡吏部用人、兵部指挥、户部措饷、言路持论，俱与边臣想呼应，始可成功。

崇祯当即“饬四部臣至，如其言。”也就是说崇祯对其言听计从，当即让吏、户、兵、工四部大臣鼎力支持。

总结的说，就是袁崇焕向崇祯皇帝要兵权、财权、人事权，鼎国之力的支持来保证五年收复辽东失地。

而此时的崇祯皇帝刚刚登基，接管了兄长天启皇帝留下的烂摊子，内忧外患，后金寇边，明军一溃再溃，失去辽东，退却宁远、锦州死守。刚愎自用又生性多疑的崇祯，最需要一个大大的胜利，来彰显政绩，稳定朝政，好证明自己是一个好皇帝，中兴之主。

可是，崇祯从信王府到了宫廷，除去魏忠贤，同时也壮大了文官集团的统治，刚刚接触朝臣，刚刚主理朝廷政务，此时的国家财政枯竭，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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