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秉衡一直相信破而后立。目前中国的政治如此的复杂混乱，不使出大手段来整顿，将来后患无穷。

    改组同盟会是必然，当然首先要得到孙中山与黄兴两人的支持，不过，孙中山明显是积极赞成的。

    武昌起义后的第二天，孙中山在美国典华获悉“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喜讯，便启程赴英，打算“先从外交方面致力”。

    孙中山当时的兴奋和喜悦是可以理解的，他认为“近日中国之事，真是央央大国之风，从此列强必当刮目相见”，“今后之策，只有各省同德同心，协力于建设，则吾党所持民权民生之目的，指日可达矣。”

    他怀抱着美好的愿望坐上了回上海的邮轮，他明确表示反对与袁世凯议和，强调“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主张“运用革命武力统一全国。彻底扫除北方的**余孽”。

    当时还在南洋的李秉衡是赞同的，这是正确的意见，可是孙中山的这个提议没有得到其他同盟会领导人尤其是武汉方面的认可，这也是他提前从南洋感到国内的原因所在。

    要是再不出手，只怕大好形势要被投降派与立宪派搅黄了。

    孙中山实际上是与同盟会左派一体的，所以他放任左派支持李秉衡，自己则只当了个虚名无实权的总统，反而黄兴没有认识到同盟会右派与其他党派勾结，对民国政府的危害。

    现在两人都支持改组同盟会，那么首先同盟会大半力量就能握在手中，光是统合这部分力量，就很可观，譬如真实历史上的国民党。

    同盟会的分化是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的，说到底，则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的两面性所决定的。

    它既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革命性，又有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李秉衡当初读过毛选，对老毛关于领导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析论断相当推崇，“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

    李秉衡不仅致力于扶持民族资产阶级，也在致力于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在使得农村地租不再那么重要的同时，他也希望民族资产阶级能够看到打击列强在华特权与势力对他们本身的好处。

    目前。他也在忙着制定相关的经济法，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保障，也作为打击列强在华的经济影响。

    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要求营造一种合适的经济环境，迫切需要政府不仅在政策上，而且在法律上承认和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合法权益，支持和鼓励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甲午以前，民间资本企业始终在法律上处于不利地位；甲午战后，民族资本在新式工矿企业和近代交通、通讯以及金融保险等业都有了长足发展，但工商业者仍然未能在法律上获得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独立人格和有利于从事近代工商业的权利。

    加之社会上各种传统陋习的桎梏与层层封建势力的刁难，都使得工商业者举步维艰。

    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实力薄弱的工商业者在与外国的竞争中，既得不到本国法律的保护，又无法洞悉世界各国律法通例为自己辩护，只得忍受外商欺诈侵吞之苦。

    因而提高商人即新兴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通过经济立法来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已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迫切要求。

    目前大规模的投资实业浪潮也使得经济法制必须健全，否则将拖累良好的经济形势。

    至于以广大农民、手工业者、破产中小商人等为基础的劳动群众，其对地主、坊主、行帮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削弱，也要求更多的民事平等权利。

    可以说整个社会无论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还是原有的农、工、商阶层都迫切要求确认和保护他们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这成为了推动目前修律的强大社会动力。

    也就是说。很重要的一点，保护私有财产不被侵犯，这条几千年来与中国绝缘的优秀法律，要到了真正在中国实现的时候。

    任重而道远啊，即便在李秉衡的那个时代，依然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李秉衡清楚自己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于“私有财产不被侵犯”是多么的渴望与渴求，也深深地能够体会到这个时代想要富强中国的实业家们内心的期盼。

    这段时间以来，相关的法律接连出**，并且更加规范与详细的经济法也在紧张筹备中，正是这一点使得李秉衡推迟了对北方袁世凯的回应。

    他相信能够凭借自己的一系列善政，吸引各方势力选择支持他，而不是跟随袁世凯反动集团。

    12月6日，李秉衡、孙中山、黄兴以及章炳麟四人共同出面宣布，将会改组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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