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散文的文学品质（代序）——熊育群答张国龙博士

散文概念的新界定

张国龙：不久前，评论家阎晶明在《人民日报》评论您的散文时，写到散文是最没有边界的文体。您是怎么看的？请谈谈您的“散文观”。

熊育群：现在的散文概念的确很混乱，几乎什么都可以算作散文。由于散文的文体特征不是太鲜明，还没有哪种文体像散文这样可以各自诠释一通。虽然散文极度繁荣，却也造成了淹没。评论家面对这样的乱局，认定散文没有了文体，我虽理解，但却不能认可。这正是需要散文作家面对、思考的。不可否认，混乱局面也造成了丰富，总体来说是好事，就散文我们可以细分，甚至因此而派生出新的概念。

如果说散文仍然作为文学体裁之一种，无疑它要具备文学性。如果我们把散文限定在文学性上面，其他非文学性或者文学性不强的写作，则需要新的概念来命名和界定。

文学性，首先表现在语言上，它不是信息符码，而是艺术符号，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流传近千年，首先是它的语言美。语言上没有追求，就谈不上文学性，而语言美的最高境界是它的诗性，这也是历代散文共同追求并流传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散文是建立在个人感觉、感受上的一种艺术表现，它把人鲜活的感觉带到了文字的现场，使文字具有了生命的特性与活力，是一个人与世界遭遇所激起的反应，唤醒了脑海中的感知、想象、情感、思考等精神的活动，散文再现并表现这样的精神活动，再现并表现作家眼里的世界，从而给客观的世界打上强烈的精神烙印。因此，它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它不是知识、历史等资料性的东西，甚至也不完全是经历性的记述，它的视角是极其个人化的，不是公共的，公共的东西永远都是文学的公敌，它是与心灵有关的，都是触动心灵的东西。一篇好的散文没有个人的灵魂在里面，它就不会是一种创造，甚至是虚伪的。文学是有机的，是生命的一种延续，其精神是有呼吸的，是不可复制的。

第三，艺术是讲境界的，中国文化所追求的天人合一，让历代文人创造出了许多意境深远的经典作品，让人类的心灵得到极大的安抚与提升，散文的高下也在于其境界的高下。中华文明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所取的诗意化追求，让人与自然达成了最富审美性的和谐。这种文化上的追求，让艺术在表现自然世界时自然寻求诗意的表现。它就像宗教，历代散文都在这样的意趣下去进行创造。这是散文的正宗，主旨是讲审美的，是人与世界诗意的相遇。也有因语言、思想、事件某一个因素而流传的文章，这必定是某一元素发挥到极致的结果。还有因为历史、政治、文化等原因而流传的文章，它们不是文学意义上的作品。

张国龙：“散文”的理论界说的确非常暧昧。按照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散文”即除诗歌（韵文）之外的一切文学或文章（即“广义散文”或“大散文”），既包括注重“文学性”的小说、戏曲等品类，又包括各种应用体式的文章。当代散文虽施行了一定程度的文体净化，但“大散文”仍旧风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大散文”与“小散文”之争，以前者的得势告终。随着“文化大散文”的兴盛，大散文更是位居至尊。

大散文观念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散文俨然成为文字收容所，任何不能归入他类的文章皆可冠名“散文”，使得从文学的角度谈论散文显得褊狭，甚至没有意义；对“散文”的界说难成定论，作者、读者只能按各自感觉中的散文模式认知散文，从而导致创作无序，理论批评失范。可见，大散文导致散文指称功能极度膨胀乃不争的事实。作为“文体”的散文负载太多，作为“文学”的散文遭到非文学因素的干扰，散文的本性（即“散文性”）难以在大家族里彰显。散文必须直面困境，发现自我，拒绝成为大杂烩。如果说大散文观念从外部围困了散文，那么“文学性”的偏离与“自我”的放逐，则为散文作茧自缚。尤其是“自我”的迷失，导致散文无“心”，乃散文的致命伤。

熊育群：“大散文”与“小散文”之争，恶果之一就是文学性遭到了贬低，审美成为非常不重要的追求。审美是艺术的宗教，缺少审美意趣的作品能谈得上文学吗？写生活琐事如小女人散文，用文字闲聊，芝麻小事一箩筐；写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如臧否民国人物、皇帝的权术、名人命运、正史野史秘闻，冠以文化大散文的名目，修辞常见的多是排比句的煽情，思想性或许有一些，文学性却从何谈起？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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