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我家顺流而下十二三里路的一个小山上，有一个窑厂，名叫江边窑，名实相符。那儿有一个小学，叫江边窑小学，有三个公办教师和四个民办教师。我就成了其中的一个民办教师。这还是在县教育局参加考试后录取的。大概是在96年吧，县教育系统进行教师档案整理，我校教务员参加，给我带回来清理作废的两份我76年考教师的试卷，考得还不错。语文85，数学95。回忆我刚到校的那天，天下着毛毛细雨，一位70年代末毕业的高中生是那的负责人，他不经心地看看我说：“你是初中生，就教一二年级吧。”我高兴地一口答应下来，我自信我的汉语拼音还不错，也有一些体育和文艺方面的才华，是可以胜任的。

江边窑住的都是一些窑工，成分复杂，识字的不多，但手艺精湛，堪称一绝。我曾痴迷地带着一群天真无邪的学生，蹲在一工棚边上看一银须光头的老汉制泥胚，纯手工操作。老汉把一团捣好的泥放到圆型的制胚台上，用脚带动制胚台，可使之快转或慢转，老汉一双灵巧而粗糙的大手手，变换着各种手势，蘸着水，把一团泥玩得团团转，像变魔术似的，一会儿瓶底完成，一捏一抚一掏，瓶身出现了，再一捏，瓶颈出现，稍加修润，花瓶成型。之后还有绘画，雕塑，烧制等工序，马虎不得。“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此言不假。但这确实须有耐心，有信心，千揉百练，烈火陶冶，方能成器。为陶器如此，为人难道不是如此这般吗?所以，当时在窑棚外，就是我授业的最佳课堂，我带的小学一年级的数学课，语文课，音乐课，美术课都是在这青山绿水簇拥中的劳动作坊旁边进行的。学生们不仅仅是轻松地学习了小学一年级应学的课程内容，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父兄亲人为他们上了生活艰辛的现实课，相互关心的仁爱课，团结互助的成功课。这就是贫穷的孩子大都较为成器的主要原因。

在江边窑小学教书不到一个月，我就被挖到另一公社中心小学上戴帽高中的课，这个公社在罗兰公社的上游，是全县在西边最边远的公社，交通十分不便。这中心校的老校长是我母亲的同事，又是我小学的老师，再说我参加民办教师招考，总分在全县又是第一名，所以老校长徒步走了50多里山路，到县教育局，找到教育局局长，极力举荐我，局长终于同意了。老校长又连夜走了二十多里山路，到我家游说我的父母亲同意我到中心小学任教。我被感动了，答应了老校长的请求。以至于我后来当了省级示范性高级中学校长，乃至受聘在广东担任民办学校校长，都时时事事以老校长为榜样鞭策自己礼贤下士，忠谋于事，切不可掉以轻心，目中无人。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老校长和他们学校的一位老师，赶着两匹马来为我驮行李，接我去学校上班，沿河边一直往上游走三十里地，就是中心小学了。我心里忐忑不安，我要面对的是一所新的学校，新的同事，新的学生。这会是怎样的一群学生呢？我不得而知。

我一到校，一群学生就都围了过来，替我搬行李，整理家务，我的宿舍是他们早就打扫好了的，我的学生和我的年龄差不多，男生很粗犷豪气，女生很羞涩腼腆。我和他们一下子就混熟了，成了好朋友。但我看得出公办的老师们对我是不冷不热，若即若离。是猜忌还是不满？我一头的雾水。

农村的学生很懂事，也很能劳动。我们的教室地面凸凹不平，学生们自觉参加义务劳动，筛好煤灰，抬来河沙，自费买来两包水泥，把教室的地面平整一新，又从山上砍下棕树的枝片，用锤子轻锤几下，去肉留须茎，拿它当涂抹白灰的刷子，及经济又实用。我和学生们用自制的棕刷子蘸石灰水涂抹墙壁，一遍，两遍，三遍，教室洁白明亮起来了。没有课桌，我们去抬。为了节约钱，学校的课桌是请深山老林的木匠打的，一是就地取材，价钱便宜，二是木材质量好，但运费很贵。我一声号召，50几个同学和我一起，呼啦啦爬坡下坎，到十多里地外的小山村抬课桌。

25张课桌，男生仅够了。有女生在场，男生抬起桌子来，不知疲倦，生龙活虎，脚下生风。一去一来，二十几里山路，两个多小时就完成了任务。真真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我们三个老师负责高一的全部课程，我教语文、历史并当班主任，石老师教数学和地理，汪老师教化学和物理。石老师是女的，很年轻，有些学生还比她年龄大，常被学生气得哭鼻子。汪老师是60年代农学院毕业生，理、化基础很扎实，并擅长书法，在书法上颇有造诣。我们三人的组合，可以说是“老中青”三结合，可以互补相益。当时的英语课也是我和汪老师分任，还好，英语教材难度只到初一初二的水平。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学校出现了一张新面孔，她端庄，秀雅，清纯，温婉。走起路来，平稳，轻盈，快捷。圆脸儿红扑扑的，后脑勺特平，两条粗而长的辫子在蛮腰和圆臀之间忽悠忽悠地勾人心魄。特属于那种越看越经看，越品越有味的女人。一打听，得知她是来代课的，也是知青，不过父亲是南下老干部，山东人，不幸英年早逝。母亲也是山东人，一手把她们四姐弟拉扯大，不易啊!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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